秦汉王朝的区域文化政策

秦汉时期既体现出一统风格，又保留有区域特色。秦汉执政集团的区域文化观，有基本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也有并不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回顾秦汉时期执政集团的区域文化政策，可以看到失败的教训，也可以看到成功的经验。

秦王朝建立之初，据说一时“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元元之民”“莫不虚心而仰上”（贾谊：《过秦论》）。但是仅仅十数年之后，秦政权就在反秦的社会风暴中灭亡。在分析秦短祚的原因时，不能不注意到秦王朝对关中秦国本土和关东六国故地所实行的不同政策。

秦王朝的行政制度，实质是以秦人对关东地区的征服、压迫和奴役为前提的。秦实现统一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防范关东地区的反抗力量。秦始皇4次出巡山东，其目的恰如秦二世所说，在于“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臣畜天下”。“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等大规模的强制性的移民使关东地区的经济结构遭受破坏，文化优势也有所损伤。而穿凿骊山，造阿房宫，北筑长城，南戍五岭，当时承受繁重徭役负担的主要也是关东人。项羽西进灭秦途中，曾经在新安坑杀秦章邯军降卒20万人，事件起因在于项羽率领的关东诸侯联军对秦人的怀疑和歧视，而最初则又与“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有关（《史记·项羽本纪》）。秦人的地方优越感和特权观念，激发了关东人的复仇心理。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秦始皇时代，反抗力量主要活动于关东。秦末大起义中十数家反秦武装力量也均崛起于关东地区，反秦起义军始终被称为“关东盗”，关中地区未曾燃起一星反抗的火花。应当承认，秦王朝关东政策的失败是秦短促而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谋求建立楚国霸业的陈胜、项羽等人不同，刘邦放弃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帝国。汉并天下之后，刘邦定都关中，实行促进楚文化、齐鲁文化和秦文化交汇融合的政策，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经数十年的文化过渡，到汉武帝以后，使各地区居民融为一体的汉民族基本形成，具有共同风格的汉文化也得到初步发育的条件。

西汉时期，是中国帝制奠基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政治构架在这一时期基本树立起来。当时，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关系，已经为后世的政治格局确定了基准。通过对西汉王朝“削藩”运动的历史分析，可以说明中央集权的政体得以巩固的形式，可以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文化影响。

汉初，刘邦分封掌握军事实力的功臣为王，但不久就开始一一翦灭其势力。削灭了除长沙王以外的6个异姓诸侯王之后，刘邦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9人为王，还和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汉文帝时代，又封诸皇子为王，以牵制东方诸国，并且将规模较大的诸侯国析分为若干个小国。汉景帝时代，为了解决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接受晁错的建议，下诏削诸侯王所辖郡县。削藩之举激起了各诸侯王国的强烈反对，吴楚七国之乱爆发。西汉王朝以坚定的态度迅速平定了叛乱，强化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在有的诸侯王国依然对中央政权有所威胁的形势下，汉武帝是以“推恩法”的形式削弱其势力的。此后，各诸侯王国各分为数个或十数个侯国，分别隶属于郡，地位相当于县。这样，诸侯割据的危害基本解除。

应当看到，地方割据力量和中央政权的政治对立，实际上又有经济独立和文化竞争的意义。吴地曾经占有经济优势，而作为西汉前期文化的总结的《淮南子》一书出自于淮南地方文化集团之手，也确实应当看作是一种文化的奇迹。然而汉武帝时代新的统一巩固之后，人们已经很难看到在某一地区出现类似的区域文化的丰收了。

西汉后期，虽然关中仍然是名义上的统治重心所在，但是自儒学正统地位确立之后，关东的文化领先作用得到承认。“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后汉书·虞诩传》）的民谚和“鲁、东海多至卿相”（《汉书·地理志下》）的记载可以说明这一事实。

王莽在西汉末年长期专政，后来又正式自立为帝。在王莽推行的新政中，有关区域文化的政策，具有特殊的风格。

西汉后期经济进步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关东地区从非政治重心的基点出发，经过累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取得了其生产形势可以牵动全国的经济重心的地位。秦代及西汉前期实行“强干弱支”、“强本弱末”的政策，以超经济强制的方式剥夺关东地区，从而导致“东垂被虚耗之害”的做法在当时已经被有识之士所否定，以为“非久长之策也”（《汉书·元帝纪》）。王莽专政时期，最高执政集团已经看到了这一形势。当时所谓“分州定域，以美风俗”（《汉书·王莽传中》）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基本观念的调整，已经表现出对东方地区的倾重。

王莽政权试图进行新的政治文化区与经济文化区的重新划分。他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又据《禹贡》改为九州。又曾经“以《周官》、《王制》之文”更改地名官名。王莽曾经通过实行“五均六”制度，力图改善对工商业和财政的管理。当时实行“五均”的6个城市，称为“五均市”，即：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从“五均市”的布局可以知道，当时王莽及其决策集团对于全国经济区域和经济重心的认识，已经有新的变化。关东地区的地位，已经有所上升。

和秦王朝及西汉王朝不同，王莽新朝的祭祀重心，已经转移到东方。关东地区经济地位的重要，使得最高统治集团不得不在当地寻求能够领导经济运行的都市，而洛阳自然成为首选。王莽时代，开始在洛阳经营所谓“东都”。他又曾经宣布迁都于洛阳，以洛阳取代长安，使其成为唯一的正式国都的决定。由于民众起义的迅速爆发和蔓延，王莽的东都规划虽然并没有能够落实，但是仍然为东汉定都洛阳初步奠定了根基，为此后全国经济重心和政治文化重心的东移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王莽当时“欲都雒阳”，并不仅仅是一项政治举措，其实质具有更为广泛的文化意义。

秦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曾经因某地区与自己有特别亲近的关系，而施行某种予以特殊优遇的政策。东汉时期则有“河南帝城”、“南阳帝乡”据有优越地位的情形。不过我们看到，东汉王朝在协调区域经济平衡等方面推行的政策已经较为成熟。

东汉是灾荒密集的时代。完善仓制，统筹运输，使东汉政府救荒的机制日渐健全。据两汉史籍记载，两汉时期政府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救荒运输计46次，其中西汉10次，王莽新朝1次，东汉35次。东汉占总数的76．09％。《后汉书·安帝纪》记载，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调扬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永初七年（公元113年），在“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袁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的同时，“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都是调度物资规模空前的救荒史及运输史上的壮举。这种救荒运输，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也有重要的文化影响。

私家助官府赈赡，如所谓“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禀贷”，反映了当时不同的区域之间，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已经相当密切。同时也说明，不仅中央政府表现出比较宽宏的区域文化观和比较成熟的区域文化政策，当时较普遍的社会层面，也都大体接受了“天下一家”（《后汉书·桓帝纪》）的文化意识。